曹大为：长城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意义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内在动力与原因，既表现为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也体现于民族关系上和平往来、融洽相处，包括文化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游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系在一起，才能使辽阔北部边疆真正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面，长城发挥了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长城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因视角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心目中的长城所象征的意蕴并不那么一致是十分自然的。在不同时间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用长城作类比时，有时也会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象征。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针对筑城过程中蔑视百姓、酷虐催逼的暴行而发，并不牵扯到对修城御边是否必要的评价。众多研究成果已经证明，长城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它既可以是“限隔华夷”（《大学衍义补》卷150）、自我封闭的壁垒，也可以作为向外开拓进取的桥头堡。“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开放革新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他们运用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会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大缩短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和农牧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这条播撒先进文明的文化带，有效地促进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富强。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沿着长城带与汉族汇聚交融，源源不断注入草原文化新鲜活力。万里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标识。

（作者：曹大为，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