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为：长城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意义

在汉代开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和隋代重开丝绸之路的进程中，长城绝非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史记·大宛列传》索引·述赞），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使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北边疆成为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与中华文明交汇的前沿。

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和平交往的局面。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无法彻底取胜，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有可能出现较为长期稳定的和平交往局面。

以巩固长城边防为后盾实现的和平互市往来，对匈奴邻近长城谓之“瓯脱”的半农半牧过渡地带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使北部边疆面貌焕然一新。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和亲使者“教单于左右疏计，以计课其人众、畜物”，“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汉书·匈奴传》）。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鄯善王主动提出“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其时自鄯善以西至且末七百二十里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汉书·西域传》）。“瓯脱”地带长年胡汉杂处，自然为北方民族向农耕生活转化架起了桥梁。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书·匈奴传》），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刺激了本身畜牧经济的发展。以“汉所余，彼所鲜”（《史记·刘敬列传》）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盐铁论·力耕》）。汉初牲畜奇缺，至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篇》）。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提高了中原地区社会生产力。明隆万年间“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促成隆庆和议后，仍将“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蒙之间得以长期和平交往，遂使“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张文忠公全集·行实》）。蒙古在长城沿线边外也发展起众多耕牧交错、汉蒙杂居的“板升”聚落。边地“上谷至河湟万里”，也都“居如渚，行如家，举沙碛而黍苗矣”（《国榷》卷5）。汉蒙双方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私人交易也很活跃。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昔日满目萧条的边塞重地张家口很快发展成“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的商业巨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陈仁锡：《无梦园集》卷2）。蒙古地区的农业取得较大发展，“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单一畜牧经济结构逐渐改变。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俨然成为蒙古地区颇为繁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呈现“胡越一家气象”（黄景昉：《国史唯疑》卷8）。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甚至“华人入外夷”（郑晓：《皇明四夷考·序》）成风，万历年间乃有“汉夷”之称（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2）。蒙古族亦渐习华风，“喜见车书同”（方逢时：《塞上谣》）。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的“忠顺夫人”三娘子，平日就爱穿大红彩缎妆狮子汉服，十分钦慕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以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