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为：长城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意义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北方广阔草原适宜大规模游牧，农牧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族之间互补交往，也容易产生对峙摩擦。自从因发明辔具而有可能组建富于高度机动性的骑兵队伍之后，游牧民族便如虎添翼，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对农耕民族保持巨大军事压力。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原王朝无力耗费巨大国力去控制北部辽阔的荒漠与草原，而又不得不随时提防游牧部落南下劫掠。广筑边墙在中国古代大多数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实际有效的对策，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依据。

长城在攻防战役上发挥的军事效应显而易见。游牧民族马上作战聚散自如，尤其在开阔地带纵横驰骋，犹如草原旋风，其势难挡，但攻坚步战则非所长。横亘在骑兵面前突兀而起的城墙迫使其弃长就短，优势荡然无存。明人尹耕总结时人御边实践所做《塞语》称，“长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举之莫能犯也，大举之易于调伏为应援突击也，虏虑归之难而不敢深入也”，以此批评“议长城之无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

事实上，几乎历代中原王朝都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战国时期秦正是在依托昭王构筑的长城部署少量兵力稳定住北部边疆的前提下，方有可能调集大军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秦统一后进一步“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上》）。汉初中原人民经常或被“杀略”，或被俘“以为奴婢”，被掠财物“岁钜万计”（《汉书·匈奴传》）。直至汉武帝“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此后北匈奴长期受到长城军防遏制。公元89年窦宪率军出塞大败匈奴，北匈奴主力退出漠北高原向西远遁，由此引发欧洲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南匈奴归附汉廷，定居于北边八郡，逐渐转向农耕生活，融入汉族之中。明嘉靖年间蒙古贵族屡屡驱兵南下，“前后杀略吏民剽人畜以亿万计”（《明史纪事本末》卷60），边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实录》卷59）。后经戚继光等人十数年整饬，北边“二千里声势联结”，“精坚雄壮”。如清魏源《圣武记》所盛赞的，“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

即使在某些历史时段长城一度被攻克，凭借长城展开的坚强抵抗也有利于迫使游牧民族放弃落后统治，加快征服者被先进文明征服的进程。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在走出呼伦贝尔草原定都平城，转而面对北方柔然袭扰之际，他们依据跨越长城前后攻防转换的切身体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构筑长城抗御的方略。423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魏书·太宗纪》）。在控制住北部局势的同时，北魏加快了统一北方的步伐，顺利实施均田制、租调制等制度创新，并迁都洛阳，推行礼仪制度、社会习俗改革，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规定官员必须穿戴汉服，改鲜卑姓氏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北魏跨越长城的文化变迁，对促进北朝民族大融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确如孙中山所说，“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