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为：长城的历史定位与文化意义

开疆拓土与开放交流的坚实后盾

长城在军事上并不只是具备防御功能。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招致惨败；《汉书·西域传》称“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如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所指出的：“在西汉势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关键意义。”英人斯坦因在西域实地考察之后也认为“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4页）。秦皇汉武无不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胜利的同时构筑长城，都表明这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潜藏着进一步攻击手段的战略措施。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开拓发展的历史，中原文明波及之初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护卫长城防线，包括修筑交通网道，开设马市贸易，刺激了边地经济发展。“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隋书·食货志》），屯田实边、辟置郡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秦汉军屯、民屯分布范围遍及北部诸多战略要地。裴骃释“北假”地名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史记·匈奴列传》集解），证明当地同样在推行租佃制生产方式。数以百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带去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新秦中）、河西等新的经济区。所谓“新秦”，带有“新富贵者”的含义，西汉时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涌现出“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史记·货殖列传》）的塞外新贵；五原、北假等地更被开发成“膏壤殖谷”的重要产粮区。

《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生的辩证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确实发挥了播撒先进文明、促进北部边疆经济开发、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