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 2017-09-04 11:14
刘振敏感叹:“一句含糊其辞的话,被香港记者做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回到家后,耿飚努力地回忆又回忆。那段时间,他一直忙于会议事务,还要接待世界议联大会来华访问的代表团。香港问题并不是两会的议题,他也没有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近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知之甚少。实在是很难想象这件事能与自己联系到一起。
但不管怎样,耿飚写了检查,干脆地把责任承担了下来。“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也没有强调客观因素。”《耿飚传》写道。
邓小平后来在中顾委全会上提到这一事件,也干脆地说:“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是否在传记中涉及这部分内容,大家反复考虑,举棋不定。耿飚最后一任秘书赵秀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处理这一段,一是考虑事情本身,再是考虑国家利益。后来决定,用“侧记”的方式,用客观性材料和报道来呈现。没有材料佐证的,就不写,或者少写。各方都同意了。最后写成了《“香港驻军事件”侧记》这一章。
“尺度把握得比较好,跟我们和作者的慎重有关系。”责编陈济康说。
陈济康记得,《耿飚传》经历了外交部、中联部、国防部、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委员会等11个部门严格而漫长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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