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 2017-09-04 11:14
孔祥琇马上订了11点50分从山东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在23日凌晨5点到达了北京站。
他记得,那一天北京天气燥热。到站之后,发现没有人来接他,他打电话给孙秀勤,对方说,首长已经于凌晨1点过世。
耿飚逝世之后,为他出版传记之事提上了日程。由军委办公厅牵头,外交部、中联部等参加,解放军出版社立项,具体工作由军事编辑部承担,陈济康担任责任编辑,孔祥琇担任统稿作者。
现已退休的陈济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解放军出版社当时有个“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的规划。高级将领,指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家,包括1965年以前授予中将以上军衔、1988年至1993年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前参加革命且最后职务为大军区正职(或享受同等待遇)以上,以及其他相当资历、职务者。但之前没有把耿飚列进去。陈济康了解到的部分原因是,解放后,除1979年~1982年担任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期间,耿飚一直在地方任职。
2001年到2003年,孔祥琇和编写组其他成员一起,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原耿飚办公室完成了资料的收集。之后,他搬到八一大楼,开始了长达6年的写作,采访了50多位相关当事人。
2004年4月14日,孔祥琇等去拜访了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习近平回忆,在讨论裁军方案的会议上,耿飚讲:精简整编一是出于军队自身建设的需要。因为“文革”给部队建设造成了许多麻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机构臃肿,各级领导中,一名正职要配好几名甚至十几名副职,机关干部也是人浮于事,还有非战斗部队占了很大的军队编制和军费预算。再者,从国际关系来说,中国的裁军也能促进国际裁军工作的展开,有利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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