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18-01-29 11:25
科学救国
日军占领北平时，邓稼先还在志成中学念书。一天夜里，校长跑到他家中，告诉邓的父亲，这个孩子必须马上逃离。
因为白天在日本人召集的会议上，邓稼先当众撕碎了日本国旗，踩在脚下。
邓父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临别时，他说：“儿啊，你要学习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跑到了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他对古城印象深刻，昆明当时靠每天在五华山放炮来报时间。这件工作被勤工俭学的西南联大学生承包了。
半个世纪后的一天，邓稼先告诉妻子：“今后这个家我不能再管，都交给你了。”
从此，邓稼先远离北京的家人，工作在秘密的远方。最终，他成为中国“两弹之父”，开创了中国原子弹与氢弹的时代，并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健康与生命。
他的遗言：“我死而无憾。”
在西南联大的众多学子中，科学成就与名望享誉世界的，大有人在。但讲到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邓稼先、郭永怀这批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杰出贡献与崇高人格当彪炳史册。
生物系学子邹承鲁身材高大，面目俊秀。上学时，他办过壁报，演过话剧。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杨石先先生。当时，西南联大并没有开设生物化学这门课。而杨石先在讲普通化学课时，谈到了正在兴起的新学科——生物化学，使得邹承鲁产生了兴趣。
邹承鲁说，自己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从蔡元培开创的校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艰苦条件之下坚持做学问，是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学风。西南联大很艰苦，但是还有实验课。你必须上。管理得很严。”
多年后，邹承鲁成为中国人工胰岛素合成项目的带头人之一。
茶馆学风
身材高大，貌似威严的朱光亚，其实性格有幽默之处。
接受采访时，朱光亚说他参加过联大合唱团，随后开口唱了一段“茶馆小调”：“晚风吹来天气燥，东边的茶馆真热闹。”
昆明城西有几条老街，街名带“贵人气”——龙翔街、凤翥街、珠玑街、青云街、文林街。抗战时期，这些名字贵相的老街迎来了它们真正的“贵人”。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天就在这些老街上“泡茶馆”。
杨振宁先生有清晰的记忆——
“西南联大当时没有烧开水的设备，一天喝水怎么办，就去坐茶馆。在凤翥街、龙翔街，还有文林街、青云街都有很多茶馆，很多位置是西南联大学生的。黄昆、张守廉跟我，三个人先在食堂里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去坐到茶馆里头，常常坐一个半钟头，高谈阔论。”
杨、黄、张因为才华出众，又形影不离，旁若无人地讨论他们的问题，因此在西南联大被称为“三剑客”。后来，他们都成为世界物理学界的佼佼者。
杨振宁常常跟研究生说：“研究生在念书时候所学到的东西，多半情形下，是从同学那儿学到的，不是从课本上，也不是从老师那儿学到的。因为同学之间的辩论，可以真正地深入。跟老师你不能接触时间太长，跟同学你可以持续不断地讨论。”
李政道回忆：“那个时候昆明虽然有电，但因为在抗战期间任务很多，电力有限，图书馆的电灯泡丝总是红的，根本不能念书，所以我们是在茶馆学习的。它晚上有汽灯。”
李政道认为，当时的茶馆是很特殊的，是代表着昆明民风、风俗的好地方，体现了当地人对学生的体贴之情。
“茶馆你可以早上去，很便宜的。我们清早就去。它那个方桌子，有板凳，可以一边坐两位，就是有八个位子。你去，可以泡杯茶，茶杯你就搁在那儿，他们放水，而且你不用再加钱，很便宜的，所以我们工作都在茶馆里面。”
邹承鲁说：“因为图书馆要占座位，大家都抢，所以我从来不去图书馆。不只是我，大多数人就在文林街啊等地方坐茶馆。那个地方的茶馆，窗明几净，而且大伙儿都在那儿念书。泡一碗‘玻璃’，老板也宽容，我就能坐一上午。所以好多人去那儿。”
那时，昆明人用语很雅，到茶馆要白开水，就说“上玻璃”。
我问过工学院学子王希季：“茶馆安静吗？”
王说：“那茶馆怎么可能安静？”
我说：“那你能看进书去吗？”
王说：“我们学的就是这个本事。”
闹中能静，这是“有志趣”的缘故。
英语系学子许渊冲对我说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读书要有兴趣，没有兴趣做不了事。”
在台北的哲学系学子刘孚坤说：“罗素说过，人有两种冲动，第一种冲动是创造性的冲动，第二种冲动就是占有的冲动。罗素讲，要尽量地发挥创造的冲动，而贬低和不要那个占有的冲动。”
刘孚坤认为，享有的冲动融合在创造的冲动里面，才是理想的状态。
正是这种精神的追求，创造的享受，贯穿着西南联大学子战时的学习生活。
严格淘汰
物理系学子沈克琦对我说——
“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这跟一般学校是不一样的。西南联大也有补考，什么样的补考呢？因为生病了，没有办法考试，那么你用病假条，到补考的时候，这个可以补考。缺考的可以补考，不及格不准补考。”
土木系学子梅祖彦回忆：“那个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开除，让你退学就退学。或者，毕不了业，再念一年。有的学生整整念了八年。所以，它还是很严格的，并不放宽标准。”
那个时候，教授们打分都是画一个曲线，必须有多少人被淘汰。这种看似无情的冷静，其实是高等教育的规律——必须控制淘汰率，质量才能保障。
王希季，“两弹一星”功臣，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在联大学习时，有过零分的纪录——
“在联大四年，作为培养我工程学方面的基础，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另外为人处世方面，这些名师能给你作出表率。
例如刘仙洲先生，刘先生教我的是机械学。有一次考试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求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计算器，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计算尺是不可能准确到第三位的。我对这个准确到第三位并没有注意。结果，我把这道题算完后，什么都对，就是没有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刘先生给了我这道题零分。”
机械学零分，对王希季可是很大的事。因为机械学是必修的。机械学学完，才能学机械设计。机械设计之后，才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机械学不及格就等于要多学一年。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让我认识到，做一样事情就必须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标，考虑得非常清楚，非常认真，不然的话，好像是对了，结果却没有达到最后的要求。严师出高徒，它不只是知识的事情。”
时不再来
“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即使在日本飞机轰炸之时，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也没有荒废功课。
在台北，历史系学子姚秀彦对我说——
“九点上下，警报响了，跟上课差不多是一样的时间。日本飞机天天来。天天来的意思，也不是每次都要来把你这个地方炸了，而是让你的整个行政啊、学校啊混乱，出现恐惧情绪。
警报响了，跑！你不跑，万一它一个炸弹下来怎么办？
警报解除了，上课去！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就不念书了，其实是更加用功念书。
图书馆早上还没有开门，门口就排成了长队。图书馆一打开，大家就进去了。因为三校的图书没有完全运到昆明，书不够，所以大家争先进去。
晚上有老师做专题讲演，也是密密麻麻的。同学们更加努力，因为求知识的机会难得。”
朱光亚先生告诉我，“一二·一”运动时，他曾经参加了两天游行，后来因要准备出国的功课就退出了。朱光亚生前担任国防科工委负责人，是原子弹与氢弹工程的组织者。
历史系学子王汉斌说，他在联大时读书最多最专心的，正是在政治行动处于沉寂的那段时期里。他在西南联大学习《美国史》《比较宪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在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中，都派上了大用场。
梅贻琦校长的儿子梅祖彦当年并不在从军之列，但他抗日心切，毅然要求去——
“记得当时，家里也经过一番争论。我们要去，我父亲讲，鼓励我这种精神，但是他说，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有机会上大学也不容易的。以后报国的机会还多，不如把大学上完再去。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是一起的同学就开始鼓动，所以还是去了。”
为了从军，梅祖彦没有领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他是在法国完成学业的。
在抗战中坚持办学8年之久，培育了无数人才的梅贻琦校长，没有给自己的独子发放文凭。
这是一个风骨磊落的故事！
张曼菱，作家、制片人，多年来致力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著有《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行思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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