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顺起义：奏响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

中共中央在听取吴玉章等人的汇报和收到中共重庆地委来信后，判断四川各派军阀向莲花池省党部示好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军阀之间“朝合夕变”“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而“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复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三点指示：一是不拒绝各军阀投靠革命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在军阀队伍中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

9月，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他评点了四川各系军阀，详细汇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着重提出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起义计划，即广东国民政府授予党组织控制的何光烈部政治认可，承认其为国民革命军，然后与黄慕颜部会合起义。他预测一旦川战发生，党影响下的左派部队将集中并宣布中立，只要广东国民政府安排人员以宣抚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队集中起来。童庸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出身军旅、与各军阀有较深渊源的中共党员朱德和刘伯承扶持起来，掌握一支军阀部队，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军阀中建立一支独立力量。

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作出形势判断，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对怎样开展军事运动较为谨慎，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供资金枪械，要求党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各支部队加强内部联系，推动所属军阀首领倒向革命，“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

尽管中共中央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并未作出进一步指示，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给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在报告中赞扬道：“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