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顺起义：奏响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

“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人。他们对内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对外则依附于直皖两系军阀。

由于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四川军阀开始对新兴的革命力量有所顾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乘势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发展革命军队，推动群众运动，到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前，其力量已达到顶峰。泸顺起义，就在四川两大主要政治力量的对峙下爆发。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骤变，四川各军阀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立场，以应对新的局面。

1926年7月底，刘湘、赖心辉、刘文辉派遣代表张伯常，携带三人亲函，向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表达“同情北伐，愿率川中健儿，协同北伐” 的态度。8月中旬，张伯常面见蒋介石，表达“愿加入北伐，一致讨吴之意”。同时，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与刘成勋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然而，“川军之宣言北伐，不过仅讬空言”，刘湘等人尚在待机而动。

军阀中实力较强的杨森，长期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杨森的态度十分重要。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要求国民党左派四川临时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

中共中央一度对杨森寄予期望。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7月中旬，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朱德，因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向其允诺“虚位以待”，而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做杨森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