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为何造就了不同的文明

如果比较一下古代希腊城邦改革，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商鞅改革的实质。雅典城邦从梭伦（约前640～约前558）到伯利克里（约前495～前429）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权力制衡，鼓励工商业发展。商鞅变法则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战争动员能力，促进农业发展。

同样是打破贵族血统，梭伦改革突出的是按照财富划分社会等级，商鞅的二十等爵则是按照军功划分政治社会地位。前者承认并鼓励私人创造财富，后者引导国民埋首农田或扑向战场。

梭伦改革中，与财产定等级原则相配合的，是各等级公民政治权利的差异。例如，第一等级可任执政官、司库及其他公职。第二等级可以担任司库以外的所有公职。第三等级只可担任一般公职，第四等级最多充当陪审员。

商鞅改革之后，从外来普通移民而跻身卿相的客卿，不绝如缕。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但是去贵族化和平民化政治，导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了中央君主权威，社会的过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

如何看待这种东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异呢？

一是产业的差别，地处关陇的秦国是纯粹的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的国家，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是面向海洋、工商立国。因此，各自对于产业的发展思路不同，激励重点不同。

二是民众与人口的差别，内陆秦国的百姓，父子相传，安土重迁；而雅典的居民，则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移民。公元前500年，持续增长的雅典人口，成年男性公民仅3万多人。秦国人口大约有400万～500万之多。诚如孟德斯鸠所言，小城邦容易实行民主制；人口众多则多实行君主制。

文艺复兴，将古希腊的传统接续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变法为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调，甚至影响到今日社会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