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和古希腊改革为何造就了不同的文明

商鞅的改革两手抓，一手是抓军事，能打仗、打胜仗；另一手是抓种粮，发展农业生产。“利出于地”、“名出于战”，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促进农耕和有利于战争方面去。这个体制坚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

变法首先从建立法令的信誉入手。徙木立信是其突出例子。商鞅立木于都城南门，张榜募人搬运到北门，赏金十斤。当时，十斤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全部财产。以如此高额的赏金募人完成如此简单的工作，秦民议论纷纷，不肯相信。商鞅于是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广而告之。秦民激动万分，有人跃跃而试，官府当场兑现奖赏，全国哗然。政府法度是可信的！这一观念得到强化后，商鞅才开始颁布一条条改革法令。

法令既颁，严明赏罚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就是成败的关键。太子驷在贵族们的鼓动下犯法，商鞅认为，太子身为嗣君，不可施之以刑，但是，太子的师、傅要为其行为负责。于是，给公子虔、公孙贾，分别处以割掉鼻子、脸上刺字的刑罚，震慑了整个贵族阶层。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线图是“尊君”、“平民”。“尊君”，是以君主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构建一个不容挑战的政治秩序。“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会结构，王权之外的一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荣誉，对所有的民众开放，这是对尊君的辅助。只要有军功、有才能，都可以获得政府职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称之为“壹刑”。平民主义、法治主义，与君主独尊相辅相成，对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强化，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