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靡一时的公用电话

大受欢迎的传呼公用电话启发了北京电信局。该局决定自1952年11月1日起，全市所有传呼公用电话一律试办“代传电话”业务。如果来电人说的事情简单，不需要和受话人直接说话的，可由公用电话的代办户转达，由受话人付传话费即可；如果来电人要与受话人通话，由代办户把人找来。（195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电信局试办代传电话》）

到1953年底，市区和南苑、西苑、门头沟等郊区共有514个传呼公用电话。其中，市区平均每3条胡同就有1个传呼公用电话，大部分安装在街巷的中、小私营商店里。

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迅速在北京落地生根。后邮电部把这一成功经验推广到上海、广州、天津、沈阳等大城市。

1958年1月1日，邮电部调整邮电资费，公用电话通话费由每次4分改为5分。此政策一直持续至1990年，才调整为每次（3分钟）1毛钱。

“三不让打”“六不传呼”怎么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公用电话的发展遭遇瓶颈。1980年，北京城区平均3600多人、700多户才有一部公用电话，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通信需要。公用电话面临“集体单位不愿管，公共场所不让安，个体户要求撤，代办户往外赶”的处境。

当时的公用电话除小部分仍由个体代办户管理外，大部分由街道居委会和生产组等集体户管理。市民屡屡向电信局反映，有的公用电话名曰公用，实际成了专用电话，并形容这些电话是“三不让打”“六不传呼”。即：代办户开会时不让打、研究事情时不让打、长途电话不让打；代办户上下班前后、中午休息、开会、节假日以及路远的和坏天气，不给传呼。

服务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不难猜。集体户管的公用电话，一般都没有专人负责，管得好与坏与个人利益不相关。个体代办户也有委屈，有人认为传呼路远路近、楼层高低、白天黑夜收费一样，这不合理；一些多年坚守的老代办户要求撤机，则出于安全没保证、街坊有意见、子女不支持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