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尺谱：世界最早的乐谱在中国

《中国工尺谱集成》书影。资料图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音乐学家杨荫浏翻译的宋代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页面上保留了杨荫浏的批注。（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中国唯一的总谱《弦索备考》，蒙古文人荣斋收集整理，抄于一八一四年。（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葛各庄谱本序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葛各庄“音乐会”1943年手抄谱本封面。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守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近日，作为文化部“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发展工程”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本）正式出版。《中国工尺谱集成》辑录的谱本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为中国音乐学提供了有实践依据的活态文本，同时也讲述了一个传承者与保护者的故事。今日，本版特推出文章，介绍工尺谱的“前世今生”以及保护传承现状，并以此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者致敬！

日前，在金砖国家峰会文艺晚会上，一组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节目不但吸引了各国领导人，也吸引了不少中国观众。其中一个节目是用南琶（横抱琵琶）、尺八（竖箫）、二弦（奚琴）、三弦伴奏演唱的“南音”。掺杂了闽南方言的演唱，很多人听不懂，便问：“他们唱的是什么？”音乐家答曰：工尺谱（尺音“ch”）。这是在大型国际活动中唱响的古老音腔。由此可见，曾经难登大雅之堂的工尺谱，今天不但不再被视为“落后”，反而被视为古老文化的象征和地方文化的品牌。

世界最早的乐谱在中国

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乐谱之一。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发明了乐谱——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发明了工尺谱、减字谱、律吕谱等。卢梭1742年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了关于新记谱法的报告，但被驳回，理由是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简谱的发明者，其研究和前人有重合之处。也就是说，原创意义上的发明者，只有中国和意大利。比起意大利到16世纪才完善起来的五线谱，中国发明乐谱的年代要早得多，唐代（7世纪）已经基本成形。

把转瞬即逝的声音用一系列抽象符号记录下来，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工程。为记录声音，古代的中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寻找到多种途径，创造了多种乐谱。这些乐谱是应当与方块字、造纸术、印刷术一样，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创造。人们常以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及其表达的抽象概念和诗情画意来评定其文化品格。同样，人们也以一个文化族群创造的记谱法及其完善程度来衡量其音乐文化的品格。如果把技术指标作为一项文明成果来看，记谱法无疑是衡量音乐思维的标尺之一。

对音乐家来说，符号认同如同身份认同，乐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化记忆，是“文化持有人”传承技艺的坚硬凭借。2017年9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部艺术司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就是这种凭证的体现。音乐学家黄翔鹏说，传统音乐能够确知年代的大都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有谱可依，二是有音乐实践，三是有音响可听。具备条件的“三大宝库”是：古琴音乐、戏曲音乐、各地乐种。三类音乐的共同特点是有谱可依。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编辑并于2011年出齐的《琴曲集成》（30卷），完成了全部琴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戏曲曲谱则因清代宫廷刊印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集得以保存。唯独黄翔鹏提到的第三部分，即各地民间乐种的谱本，一直没有刊印。《中国工尺谱集成》收集的就是这部分内容。

虽然大多数唐代手抄乐谱藏于日本（最早抄于7世纪），《敦煌琵琶谱》（抄于933年）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但保存于中国民间的手抄谱本，依然是一份不可小觑的丰厚储藏。因为保存于各地民间乐社的谱本，谱字样式与唐宋谱式一脉相承。在文化部的支持下，《中国工尺谱集成》将这类抄本整理汇集，刊印面世，这无疑是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传承。《中国工尺谱集成》是继《琴曲集成》后又一项浩大的保护传统音乐的工程，也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后续工作之一。本次出版的10卷包括：《总论》（1卷）、《北京卷》（2卷）、《河北卷》（3卷）、《陕西卷》（2卷）、《东北卷》（1卷）、《江苏卷》（1卷）。

破解古曲“天书”的密码

采用什么方式让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图案”？如何让懂音乐或略懂音乐的人通过媒介感知声音，把握声音？自然是乐谱。千百年来音乐家一直在不断追求和完善乐谱这一用平面图形表达声音高低长短的符号体系。

古今中外，贯穿乐谱中的基本元素是数字。五线谱依据五条横线的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do re mi fa so la si）来自一首赞美诗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

在中国，古琴专用的“减字谱”，包含四类信息，三类是数字：一是弦序（1-7弦），二是徽位（1-13徽，指板上13颗“玉徽”标志的按点），三是指序（大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第四类是标示演奏方式的符号。除了演奏符号之外，确定音高的也是三组数字。所谓“减字谱”，就是第几弦、第几徽、第几个指头、采用什么方式弹奏一个音的符号。简而言之，从每个字中抽出一个笔画，拼在一起，就是“减字谱”。这是以一件特定乐器为依据的数字符号。“律吕谱”表面是文字，背后隐藏的也是数字。“黄钟”“大吕”，如同天干地支，既是音位排序，也是数字顺序。十二个律吕名称依据的钟磬排列音高顺序，使“钟名”变为“音名”。明代徐会瀛《文林聚宝万卷星罗》的“三弦谱”，采用“甲乙丙丁”表示音高，广东潮汕和福建漳州地区流行的古筝“二四谱”，数字就是弦序，如同简谱。总之，外国乐谱，直观明了，一览无余；中国乐谱，虽用汉字，亦易辨识。

中国人用汉字表达音高，历史上把乐谱符号，称为“谱字”。工尺谱字，是否也是数字呢？常见的“谱字”共计十个：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一眼便知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其他符号，也同质同构，源于数字。

工尺谱字源于中国最古老的乐器“笙竽”。先来看看“笙竽”的制作工序：作坊里摊放着大量笙苗，未装上“笙斗”（圆形底座）之前，散乱无序。一把圆笙，有五组相同长度的笙苗，最长两根，最短三根，中等长度三组，每组四根，共计17根。同等长度的管苗，因为安插位置不同，音高也就不同。长度相同，位置不同，需要明确分辨。工匠创造符号，目的就是为了让长短相同的竹管，分出个子丑寅卯。在管子上刻一个记号，是为了不至错乱。古人用的符号十分简单，今人已经不认得了，所以，看不出其中隐藏的顺序之意。古人觉得简单、今人觉得复杂的符号，说白了就是数字。

古今写法虽然不同，但并非找不到解释的途径。中国文字的演化方式，是在感性图画基础上逐渐提炼出象形符号，进而演化为笔画符号。即使后来日益抽象，离原生事物越来越远，但追根溯源，还是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初事物。方块汉字，初为图画，逐渐提炼，成为图形，再至凝练，演为代码。古代文字的演化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祖先创造符号的过程是“先具象后抽象”的，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语绝于无验”（章炳麟语）的“实践理性”。虽然年代久远，难以识辨，但找对了方向，就可以找出踪迹。古文字学探究的途径之一，就是寻找最初的指代物。欲知符号之初，就需找到其依附于哪一件器物，就音乐而言，就是找到具体的乐器。当然，这件乐器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探寻工尺谱字，就是还原本来面目，借以认识其指代物。这个指代物就是到处可见的中国乐器“笙竽”，如同“减字谱”源于古琴一样。

标注“笙竽”管苗的“一二三”，开始仅仅代表序号“一二三”，到了乐器上，发出音响的管苗，就不仅仅代表“一二三”了。对于工匠来说，顺序意味着“一二三”，对于音乐家来说，顺序意味着音高。如同简谱，“1、2、3”对于普通人而言是数字，对于音乐家来说则是“do、re、mi”。对于兼具工匠和乐师双重身份的人，管序开始超脱顺序概念，转为音高概念。于是，一套新的符号体系摇身一变，成为另一套性质完全不同的符号——从具象到抽象，从数字到谱字，从读音到唱名。简而言之，竹管顺序，变为笙苗名称；笙苗名称，变为音高名称；音高名称，变为谱字符号！于是，数字在这件乐器上完全等同于音高。按照传统称呼，音名就是谱字！

如此看来，工尺谱也贯穿了数字顺序，也是一种像“简谱”一样简单但又没有简单到现代人都能看懂的乐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