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参加国宴时为何事突然严肃说道：他撒谎

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了，他手下的人告诉我这个悲痛的消息，并安排我去北京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还安排我参加由邓小平主持的他的追悼会。看见总理的遗体，眼泪几乎遮住了我的视线，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我们的好总理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严师、慈父关怀我、指导我了。我失去了一位长期教导我、关心我的恩人，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袖。没有了总理，中国的命运会向何处去呢？

我用满腔的悲痛，抒写了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送到《人民日报》社。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那篇文章还没有登出来，我就打了个电话到《人民日报》社，问是怎么回事。铃声响了很久才有人接，他粗暴地说我的文章丢了，然后就挂上电话了。我只好回五七干校继续干活去了，种地、喂猪，直到1976年5月的一天，忽然一辆小轿车从城里来了，把我带到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家里。乔部长告诉我说还让我给毛主席当翻译。这实际上把我卷入了外交部内部的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乔部长被彻底打倒，我也遭受了多次批斗，目的是把我彻底批倒批臭，撵出外交部。

但外交部的老干部还是静静地支持我，我在翻译室的一些老同事们也都给我巨大的支持。随着邓小平恢复职位，外交部的老人们也再度掌权。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和副部长章文晋、宫达非、符浩、浦寿昌和黄华的夫人何理良副司长，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认为是到了再度派我出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才能的时候了。但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不知是派我到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好，还是派我到联合国秘书处去工作好，或者还回到华盛顿的联络处继续工作。就在这时，中美达成协议，要建立外交关系，从1979年1月l日生效。邓小平要亲自出访美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了敬爱的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我虽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荣幸。